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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简单的办法拿到讲师职称?
职称成了烫手的山芋，得到者虽填饱了肚子，绝大多数却被不同程度地灼伤；未得到者为了不再饥肠辘辘，宁肯受点伤害也有怨无悔……（作者题记）
死而有憾
2005年1月22日晚，36岁的焦连伟突然发病，经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他是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博士毕业后留校已近
6年。医生诊断的死因是：突发性心脏骤停，导致心肌梗塞死亡。
此前，焦连伟从未表现出任何心脏病症。亲属及同事认为，这或许与他长期被忽略的超负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压力过大有关。
2月22日，《新京报》披露了此事。不过，记者的关注点是高校教师劳累过度。然而，真正令焦连伟劳累过度的恐怕不是科研工作，而是久攻不下的职称问题。
在电机系，焦连伟的专业水平及为人处事均被周围人评价为“不错”。在过去的6年里，他结合电气工程学科的前沿课题，围绕现代电能系统分析及其应用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合作出版著作1部，所参加的科研项目中，“电力系统负荷综合测辨建模法仿扮州”还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读研究生王佃(化名)对一件事记忆深刻？？他特意邀请焦连伟做他的毕业论文答辩评委，未料素来平和的焦老师一缺隐口回绝。王佃后来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他事后才知道焦连伟还没有副高职称，无资格担任答辩评委。
2004年9月，电机系新一轮职称评定拉开序幕。刚刚回国的焦连伟第一次提出了参评副教授职称的申请。当时电机系共有10余人竞争3个副教授名额。当年12月结果出来，焦排再第四名，被淘汰。
门槛难跨
2月20日，刚刚过完春节回到学校的丁晓慧（化名）匆匆翻出自己的职称计算机准考证，登录当地的人才考试网站，查阅考试成绩。看到自己58分的最终成绩，她欲哭无泪。
丁晓慧是郑州大学的讲师。这是第三次面对同样的打击了。拿不到这个合格证，即便她教学、科研干得再好，副高职称依然可望而不可及。好在她同时报考了全省和全国的计算机职称统考，还可以在3月下旬的全国计算机职称统考中，再拼搏一把。
其实，全国像丁晓慧这样的例子很多。一些年轻的教师头痛计算机考试，更多的人则为职称英语考试犯愁。
去年4月12日的《新闻晨报》报道了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工程师备蔽王同喜的遭遇。1978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主要从事精神多肽的机理研究，近几年来陆续发表了10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工程师申报高级工程师，必须通过A级英语考试，需要认知6000个左右的单词和短语，这对上了年纪的科研人员来说，的确是一道难题。为了参加职称外语考试，王同喜自己购*了《英语多科词典》《全国职称英语等级考试指南》《全国职称英语等级考试大纲》等10多本书籍，每天仅睡四五个小时，人也渐渐消瘦了，但学习效果并不佳。由于年纪大、记忆力差，早上背诵一些英语单词，晚上也就忘得差不多了。王同喜说：“如今我已54岁了，不想再折腾自己，所以今年我放弃了参加高级职称外语考试的机会。”
疏而有漏
对于作恶者，人们常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话不无道理。问题是，如果将“天网”比作制度的话，世界上任何一种“天网”实在难以达到“疏而不漏”的地步。更多时候，称得上“疏而有漏”。我国现行的职称制度也不例外。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行新的职称评聘制度以来，其疏而有漏之处有目共睹：
1.考试作弊年甚一年
2004年12月18日，四川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计算机（下半年）考试绵阳市某考点。开考后不久，监考人员发现一名替考者。当这名替考者被劝退出考场时，他指着监考人员的鼻子威胁说，“走着瞧。”
不知道是不是监考人员的较真断了这个“枪手”的财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竟然惹得“枪手”如此“恼羞成怒”。当时笔者就坐在考场里，暗自替监考老师捏把汗。日后“枪手”真要捅了篓子，这位监考老师该有多冤枉！
职称计算机考试有人作弊，而职称英语考试作弊更是公开的秘密。一位常年出没在职称英语考场的“枪手”私下说，现在几乎没有哪个考场没有他的“战友”。
“职称考试忙，考场多荒唐。觅一支好枪，替我上战场！”在一些地方，作弊者把英语过了六级的高校学生当作最佳“枪手”人选，甚至开出了1000元的高价。
2.评审行贿水涨船高
通过职称英语和计算机考试者，充其量算是拿到了两张通往职称评审的通行证。有了“通行证”，只不过有机会参评而已，并不能和拿到职称划等号。何况，职称考试合格证存在一个有效期的问题。换言之，过了这个村，一旦没有被评上，想继续圆职称梦，还得从头再来。
李国胜（化名）是湖北某高校的讲师。为了评副教授职称，他早已扫清了外围“障碍”？？拥有了职称英语和计算机证书。并且，他的科研成果颇丰。所以，他对自己顺利通过副高评审，抱有足够的信心。
即便如此，在2004年的职称评聘中，他还是落选了。此时此刻，他才后悔没听朋友的忠告。他清楚地记得，距离职称评聘开始前两个月，他的一个好友便经常给他“敲边鼓”：老兄呀，千万别掉以轻心啦，虽然评审的硬件你哪样也不差，但“软件”也轻视不得，利用咱那个当评委的老同学的关系，抓紧活动吧。
李国胜是个搞学术的人，偏偏不善于交际。架不住好友的劝告，最后狠狠心，*了一条红塔山香烟和两瓶泸州老窖，为职称的事去拜访当评委的老同学，希望他到时候出把力。老同学再三推让，说咱们多年的交情，何必呢。
不久，这位评委遇到前面提到的李国胜的好友、也是自己的同学，发牢骚说：他（李国胜）也太看不起人了吧，拿这点东西究竟是寒碜我啊还是奚落我呀。
事后，那位好友虽无法跟李国胜明说，只埋怨他不懂“行情”：都什么年代了，还用八十年代初期的行贿思维模式办事，这不是拿钞票砸自己的脚，脚不痛，错过了机会心痛啊。
3.近水楼台捷足先登
时下，在各界对职称评聘的诟病中，其中包括对某些握有行政权力的领导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捞取职称的极为不满。
纵使职称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有这样那样的不周之处，但是只要不存在腐败，基本的公平公正还是可以保证的。遗憾的是，不少地方、许多行业在职称评审过程中，高职称往往不是那些硕果累累的一线科研工作者最先得到，而恰恰一些部门领导利用自己权势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职称评审中一蹴而就，捷足先登，一劳永逸。
每年职称评审的名额原本就不多，在一些领导眼里，原本不多的名额好比“赈灾物资”，僧多粥少分给谁都觉得“不公”，不如索性让自己“先职称起来”再说。于是，第一批高职称成了一些部门领导的专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管是科研机构、大专院校还是一般的企事业单位，只要是有技术职务职称的，保准都有领导的份儿。诚如媒体所批评的那样，有些领导干部是“官一大学问就见长”。官做大不难，学问做大真不容易。尤其是那些日理万机的领导，整天会议接连不断，应酬忙得不亦乐乎，每天回家很晚，哪有时间看书学习，更不要说从事专业研究了。眼下的事实是，许多人当官和做学问、搞研究两不误，书是每年出，论文几乎月月有，职称能不往上窜吗？
至于说论文有几篇是自己摆弄出来的，书稿有几本是自己捉刀的，没人敢去考究。硬件具备，又有评审的生杀大权，领导不职称谁能先职称？
“庠”在何处
毋庸置疑，现行的职称制度因设计而造成的某些先天不足，在实际操作中必然导致出令人难受之处。这种“难受”，极具传染性，又很难根治。笔者寻思良久，觉得再没有比用一个“庠”字来形容更合适的字眼了。
有人说，职称评定的内容与业绩无关，除了考“洋文”或是古老的“甲骨文”之外，就是考论文，以至乱撒胡椒面的论文满天飞，人人都向学者靠拢。中国人口众多，申报职称的人成千上万，每人需要三五篇论文，于是，一方面我们的科技水平远远低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我们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却是这些国家的好多倍。
一位老教授曾直言不讳地对笔者说：现在，能推动社会进步的论文有几篇，绝大多数都是些垃圾文字，难怪发表这样的垃圾论文要收版面费，这也是为“环保”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办法嘛。就这，你看还是整天有人在挤破头皮*垃圾论文呢。
老教授的话虽刻薄了些，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评定职称的本意，本来是在个人科研贡献和个人荣誉之间搞平衡，让贡献和荣誉等价。实践证明，因为职称早已被赋予了超出纯精神鼓励界限的许多有价证券，在利益面前，哪个人愿意放弃？不仅不放弃，而且为了追逐它，不惜采取种种卑劣手段，直至将职称制度扭曲得面目全非。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郝志伦教授认为，目前教授职称的最大弊端是：没有按专业评定。比如说，思政专业的教授可以带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这是挂羊头*狗肉。有些专业的教授学术很差，但他们所享受的待遇却和其他教授一样。
有人在谈及现行职称评定制度时，曾一口气列举了其十大弊端：
1．每年耗费了知识分子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许多没有实际价值，基本属于*的评审规则；
2．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产生的矛盾；
3．养肥了一批掌握职评实权的贪官；
4．在本应比较纯洁高尚的知识界造成了严重的学术腐败现象；
5．成为假文凭、假学位泛滥的重要根源；
6．成为一大批缺乏真才实学的庸人懒人熬够年头以后的护身符、功劳簿；
7．造就了一批假冒伪劣的高职称分子，使得职称水分大增、明显贬值；
8．使得一些学术刊物的骗辑从本来为人幕后做嫁衣的角色，成为在自己掌管的一片学术园地里呼风唤雨的实权派人物；
9．养活了一批学术水准低劣的刊物，提供了创收的源泉；
10．*了一大堆写完了就没几个人看的学术垃圾。
这十大“罪状”，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职称制度引发的不良社会后果。由此，足以证明职称制度的不尽合理之处。那么，本文所说的该项制度之庠，究竟“庠”在何处呢？至此，已经基本上有了答案。
首先，“庠”在一个“名”上。就个人而言，职称的确是身外之物。人们追求它，说穿了图的无非是个名。我有这么多的成果，给我一个和成果相匹配的称号，合情合理。当然，假如世界上一直没有职称这项发明，也许许多人的烦恼早已荡然无存。至少，焦连伟生前不必为此焦虑不已。然而，在一个信息、资源共享的时代，许多人的对职称的观点是“你有我也得有”。于是乎，职称评定开始成了某种角逐某种竞技。不久前，某市委党校一女教师，因嫉妒同事和他人合写文章，竟然举报同事“剽窃”。最终虽然真相大白，但被陷害者的名誉却受到了侵害。为了职称方面的一个“名”，人世间究竟上演了多少出台上握手称同志，台下用脚使绊子的丑剧！
其次，“庠”在一个“利”上。如果将职称中包含的“利”的成分完全剥离出去，相信职称很快就会成为“黄脸婆”，愿意搭理的不多，更不用说为之“争风吃醋”了。职称和工资、奖金、住房、子女上学、配偶工作安排、升迁乃至科研经费密不可分，此等沉甸甸的“含金量”，纵使再清心寡欲者，怕是也要动心的，何况那些尚未远离世俗的凡夫俗子，怎能不受到职称的诱惑，为之不惜代价呢？
再次，“庠”在一个“滥”上。严肃的制度，拒绝“滥”字。平心而论，我们设置的职称评定制度，无论从系列上还是从名称上，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当然，眼花缭乱的同时，职称的绝对数量多到几近泛滥的地步。职称成了“粮票”，每个单位都可以按时领到。如何分配，就看单位内部怎样处理了。不是因岗设职称，而是采取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名额供给，这种“生产”办法，怎能不造成职称泛滥成灾的局面？“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的民谣早已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脚。
此外，“庠”在一个“级”上。现行职称制度存在着等级制度，只能一级一级地往上爬台阶，想越级几乎不大可能。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多么出类拔萃的人，想直接从助教当上副教授，等于痴人说梦。这种无视个人能力、贡献的评定制度，严重损害了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造成了人才的巨大浪费。
最后，“庠”在一个“腐”上。通常，人们总以为反腐败只是政界的事，孰知，学界的腐败现象，一点也不亚于政界。目前，职称制度之所以倍受非议，很大程度上和职称评定中的腐败有关。评定时的暗箱操作，导致了职称评审的歪风邪气，最终也使这项制度的可信性受到威胁。
他山之石
针对现在的职称制度，让不少有识之士非常羡慕以往的职称制度。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的郝志伦教授告诉笔者，以前，北大和清华在职称聘任方面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只要校长认为哪个人具备教授资格，就有权直接颁发聘书。像国学大师陈寅恪，由梁启超先生向清华大学当时的曹校长推荐。曹校长得知陈的学位只是学士，而清华的教授一般都是博士，不愿聘任。梁启超说，我也没有博士学位，不照样是教授吗？后来，曹校长聘陈寅恪为教授，陈很快成为清华校园内大名鼎鼎的大学者。倘若搁在现在，恐怕陈寅恪到退休也混不到教授职称。还有鲁迅，只是个大专学历，到北大不照样直接当教授？但鲁迅到别的地方教书，人家只聘他当讲师。这说明，当时的职称仅在单位内有效，不是现在的“全国通用粮票”。
郝志伦教授认为，在国外，一般都是由高校自己评定，在这个学校可能是教授，到另外一个学校可能就只是副教授，没听说有由国家出面评聘的。研究员，在国外也不是职称，香港亦如是。
奥地利驻华外交官约瑟夫？斯托金说：“在奥地利，除了必须使用外语的工作，没有要求升职前必须通过外语关之类的硬性规定。”
文志传先生在其2003年4月14日发表的《职称改革要在革除积弊上动手术》一文中，曾举了一个美国政坛名人的例子。
人所共知，基辛格是博士，其实也具有教授资格？？出任美国国务卿之前，他在哈佛任教授。人们之所以称博士而不称教授，是因为博士是学位而教授是职务。基辛格出任国务卿，按规定辞去教授职务，因为离开了教授岗位，就不能再有教授的职务。但是他所具有的教授资格依然有效，从国务卿卸任后如果有学校聘，依然可以当教授。他曾经打算回哈佛大学，但是提出不授课的要求，被哈佛拒绝了，因为哈佛不需要不授课的教授。
何去何从
职称制度遭到这么多的非议，不觉令人发出职称制度向何处去、其出路在哪里的疑问。
去年，吴三博先生曾撰写《职称也该退出历史舞台了》的文章，以“职称制度已经与市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背离”为由，主张让职称“退休”。
当然，持这种观点的绝非吴先生一人。不过，尽管职称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但是不是它已经到了“罪不可赦”的地步，一定要从肉体上消灭它呢？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郝志伦教授反对取消职称制度。他认为，当代大学肯定是要有职称的，取消职称制度只能是因噎废食。现在的职称含金量确实降低了，现在急需做的工作是改革这项制度而非取消它。
人事科学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李建钟博士正在进行一项与职称问题有关的研究课题。他提出，职称外语考试应该引进外语水平证书互认机制。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在不断进行职称制度方面的改革探索。2001年5月，中科院宣布在全院范围内停止各类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代之以岗位竞聘；北京市简化职称评聘程序，包括延长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合格证有效期、减少计算机应用水平（能力）考试模块、取消调入本市单位人员的职称认定、简化专业技术人员转换系列手续等；江苏省规定今后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不再成为所有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的先决条件，而作为评审条件之一，由评委会根据实际要求掌握。
改革现行的职称制度，根子不在于取消还是保留外语和计算机考试，而在于从制度的层面予以修正。熟悉职称评审制度的人都明白，时下我们的职称制度沿用的是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脑负责制。也就是说，在职称评定问题上，单位的行政领导无权直接聘任，要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其实，职称属于纯技术职务方面的事务，没必要有太多的婆婆挑选“儿媳”。今后，职称制度要想走出饱受非议的泥沼，重新回到传统的直接聘任的道路上，还职称一个本色。
一点曙光
今年1月，笔者在广西大学逗留期间，听说法学院从美国引进一个年仅25岁的归国博士，该校直接聘任他为教授，此举在广西大学引起不小的震动。
2月19日的《南国早报》报道了此事：最近，广西壮族自治区2004年职称评定揭晓。年仅25岁的广西大学教师张鸿巍博士因学术成果丰硕而破格晋升为大学教授。
张鸿巍今天获得的职称，应该是今后中国职称制度改革的一个标本，职称这顶桂冠戴到谁的头上，不是看他的学位、工作年限、论文数量以及是否通过了职称考试，而是用成果说话。惟有如此，才是职称问题上的实事求是。否则，就是*，教条主义。
死而有憾
2005年1月22日晚，36岁的焦连伟突然发病，经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他是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博士毕业后留校已近
6年。医生诊断的死因是：突发性心脏骤停，导致心肌梗塞死亡。
此前，焦连伟从未表现出任何心脏病症。亲属及同事认为，这或许与他长期被忽略的超负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压力过大有关。
2月22日，《新京报》披露了此事。不过，记者的关注点是高校教师劳累过度。然而，真正令焦连伟劳累过度的恐怕不是科研工作，而是久攻不下的职称问题。
在电机系，焦连伟的专业水平及为人处事均被周围人评价为“不错”。在过去的6年里，他结合电气工程学科的前沿课题，围绕现代电能系统分析及其应用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合作出版著作1部，所参加的科研项目中，“电力系统负荷综合测辨建模法仿扮州”还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读研究生王佃(化名)对一件事记忆深刻？？他特意邀请焦连伟做他的毕业论文答辩评委，未料素来平和的焦老师一缺隐口回绝。王佃后来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他事后才知道焦连伟还没有副高职称，无资格担任答辩评委。
2004年9月，电机系新一轮职称评定拉开序幕。刚刚回国的焦连伟第一次提出了参评副教授职称的申请。当时电机系共有10余人竞争3个副教授名额。当年12月结果出来，焦排再第四名，被淘汰。
门槛难跨
2月20日，刚刚过完春节回到学校的丁晓慧（化名）匆匆翻出自己的职称计算机准考证，登录当地的人才考试网站，查阅考试成绩。看到自己58分的最终成绩，她欲哭无泪。
丁晓慧是郑州大学的讲师。这是第三次面对同样的打击了。拿不到这个合格证，即便她教学、科研干得再好，副高职称依然可望而不可及。好在她同时报考了全省和全国的计算机职称统考，还可以在3月下旬的全国计算机职称统考中，再拼搏一把。
其实，全国像丁晓慧这样的例子很多。一些年轻的教师头痛计算机考试，更多的人则为职称英语考试犯愁。
去年4月12日的《新闻晨报》报道了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工程师备蔽王同喜的遭遇。1978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主要从事精神多肽的机理研究，近几年来陆续发表了10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工程师申报高级工程师，必须通过A级英语考试，需要认知6000个左右的单词和短语，这对上了年纪的科研人员来说，的确是一道难题。为了参加职称外语考试，王同喜自己购*了《英语多科词典》《全国职称英语等级考试指南》《全国职称英语等级考试大纲》等10多本书籍，每天仅睡四五个小时，人也渐渐消瘦了，但学习效果并不佳。由于年纪大、记忆力差，早上背诵一些英语单词，晚上也就忘得差不多了。王同喜说：“如今我已54岁了，不想再折腾自己，所以今年我放弃了参加高级职称外语考试的机会。”
疏而有漏
对于作恶者，人们常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话不无道理。问题是，如果将“天网”比作制度的话，世界上任何一种“天网”实在难以达到“疏而不漏”的地步。更多时候，称得上“疏而有漏”。我国现行的职称制度也不例外。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行新的职称评聘制度以来，其疏而有漏之处有目共睹：
1.考试作弊年甚一年
2004年12月18日，四川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计算机（下半年）考试绵阳市某考点。开考后不久，监考人员发现一名替考者。当这名替考者被劝退出考场时，他指着监考人员的鼻子威胁说，“走着瞧。”
不知道是不是监考人员的较真断了这个“枪手”的财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竟然惹得“枪手”如此“恼羞成怒”。当时笔者就坐在考场里，暗自替监考老师捏把汗。日后“枪手”真要捅了篓子，这位监考老师该有多冤枉！
职称计算机考试有人作弊，而职称英语考试作弊更是公开的秘密。一位常年出没在职称英语考场的“枪手”私下说，现在几乎没有哪个考场没有他的“战友”。
“职称考试忙，考场多荒唐。觅一支好枪，替我上战场！”在一些地方，作弊者把英语过了六级的高校学生当作最佳“枪手”人选，甚至开出了1000元的高价。
2.评审行贿水涨船高
通过职称英语和计算机考试者，充其量算是拿到了两张通往职称评审的通行证。有了“通行证”，只不过有机会参评而已，并不能和拿到职称划等号。何况，职称考试合格证存在一个有效期的问题。换言之，过了这个村，一旦没有被评上，想继续圆职称梦，还得从头再来。
李国胜（化名）是湖北某高校的讲师。为了评副教授职称，他早已扫清了外围“障碍”？？拥有了职称英语和计算机证书。并且，他的科研成果颇丰。所以，他对自己顺利通过副高评审，抱有足够的信心。
即便如此，在2004年的职称评聘中，他还是落选了。此时此刻，他才后悔没听朋友的忠告。他清楚地记得，距离职称评聘开始前两个月，他的一个好友便经常给他“敲边鼓”：老兄呀，千万别掉以轻心啦，虽然评审的硬件你哪样也不差，但“软件”也轻视不得，利用咱那个当评委的老同学的关系，抓紧活动吧。
李国胜是个搞学术的人，偏偏不善于交际。架不住好友的劝告，最后狠狠心，*了一条红塔山香烟和两瓶泸州老窖，为职称的事去拜访当评委的老同学，希望他到时候出把力。老同学再三推让，说咱们多年的交情，何必呢。
不久，这位评委遇到前面提到的李国胜的好友、也是自己的同学，发牢骚说：他（李国胜）也太看不起人了吧，拿这点东西究竟是寒碜我啊还是奚落我呀。
事后，那位好友虽无法跟李国胜明说，只埋怨他不懂“行情”：都什么年代了，还用八十年代初期的行贿思维模式办事，这不是拿钞票砸自己的脚，脚不痛，错过了机会心痛啊。
3.近水楼台捷足先登
时下，在各界对职称评聘的诟病中，其中包括对某些握有行政权力的领导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捞取职称的极为不满。
纵使职称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有这样那样的不周之处，但是只要不存在腐败，基本的公平公正还是可以保证的。遗憾的是，不少地方、许多行业在职称评审过程中，高职称往往不是那些硕果累累的一线科研工作者最先得到，而恰恰一些部门领导利用自己权势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职称评审中一蹴而就，捷足先登，一劳永逸。
每年职称评审的名额原本就不多，在一些领导眼里，原本不多的名额好比“赈灾物资”，僧多粥少分给谁都觉得“不公”，不如索性让自己“先职称起来”再说。于是，第一批高职称成了一些部门领导的专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管是科研机构、大专院校还是一般的企事业单位，只要是有技术职务职称的，保准都有领导的份儿。诚如媒体所批评的那样，有些领导干部是“官一大学问就见长”。官做大不难，学问做大真不容易。尤其是那些日理万机的领导，整天会议接连不断，应酬忙得不亦乐乎，每天回家很晚，哪有时间看书学习，更不要说从事专业研究了。眼下的事实是，许多人当官和做学问、搞研究两不误，书是每年出，论文几乎月月有，职称能不往上窜吗？
至于说论文有几篇是自己摆弄出来的，书稿有几本是自己捉刀的，没人敢去考究。硬件具备，又有评审的生杀大权，领导不职称谁能先职称？
“庠”在何处
毋庸置疑，现行的职称制度因设计而造成的某些先天不足，在实际操作中必然导致出令人难受之处。这种“难受”，极具传染性，又很难根治。笔者寻思良久，觉得再没有比用一个“庠”字来形容更合适的字眼了。
有人说，职称评定的内容与业绩无关，除了考“洋文”或是古老的“甲骨文”之外，就是考论文，以至乱撒胡椒面的论文满天飞，人人都向学者靠拢。中国人口众多，申报职称的人成千上万，每人需要三五篇论文，于是，一方面我们的科技水平远远低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我们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却是这些国家的好多倍。
一位老教授曾直言不讳地对笔者说：现在，能推动社会进步的论文有几篇，绝大多数都是些垃圾文字，难怪发表这样的垃圾论文要收版面费，这也是为“环保”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办法嘛。就这，你看还是整天有人在挤破头皮*垃圾论文呢。
老教授的话虽刻薄了些，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评定职称的本意，本来是在个人科研贡献和个人荣誉之间搞平衡，让贡献和荣誉等价。实践证明，因为职称早已被赋予了超出纯精神鼓励界限的许多有价证券，在利益面前，哪个人愿意放弃？不仅不放弃，而且为了追逐它，不惜采取种种卑劣手段，直至将职称制度扭曲得面目全非。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郝志伦教授认为，目前教授职称的最大弊端是：没有按专业评定。比如说，思政专业的教授可以带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这是挂羊头*狗肉。有些专业的教授学术很差，但他们所享受的待遇却和其他教授一样。
有人在谈及现行职称评定制度时，曾一口气列举了其十大弊端：
1．每年耗费了知识分子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许多没有实际价值，基本属于*的评审规则；
2．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产生的矛盾；
3．养肥了一批掌握职评实权的贪官；
4．在本应比较纯洁高尚的知识界造成了严重的学术腐败现象；
5．成为假文凭、假学位泛滥的重要根源；
6．成为一大批缺乏真才实学的庸人懒人熬够年头以后的护身符、功劳簿；
7．造就了一批假冒伪劣的高职称分子，使得职称水分大增、明显贬值；
8．使得一些学术刊物的骗辑从本来为人幕后做嫁衣的角色，成为在自己掌管的一片学术园地里呼风唤雨的实权派人物；
9．养活了一批学术水准低劣的刊物，提供了创收的源泉；
10．*了一大堆写完了就没几个人看的学术垃圾。
这十大“罪状”，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职称制度引发的不良社会后果。由此，足以证明职称制度的不尽合理之处。那么，本文所说的该项制度之庠，究竟“庠”在何处呢？至此，已经基本上有了答案。
首先，“庠”在一个“名”上。就个人而言，职称的确是身外之物。人们追求它，说穿了图的无非是个名。我有这么多的成果，给我一个和成果相匹配的称号，合情合理。当然，假如世界上一直没有职称这项发明，也许许多人的烦恼早已荡然无存。至少，焦连伟生前不必为此焦虑不已。然而，在一个信息、资源共享的时代，许多人的对职称的观点是“你有我也得有”。于是乎，职称评定开始成了某种角逐某种竞技。不久前，某市委党校一女教师，因嫉妒同事和他人合写文章，竟然举报同事“剽窃”。最终虽然真相大白，但被陷害者的名誉却受到了侵害。为了职称方面的一个“名”，人世间究竟上演了多少出台上握手称同志，台下用脚使绊子的丑剧！
其次，“庠”在一个“利”上。如果将职称中包含的“利”的成分完全剥离出去，相信职称很快就会成为“黄脸婆”，愿意搭理的不多，更不用说为之“争风吃醋”了。职称和工资、奖金、住房、子女上学、配偶工作安排、升迁乃至科研经费密不可分，此等沉甸甸的“含金量”，纵使再清心寡欲者，怕是也要动心的，何况那些尚未远离世俗的凡夫俗子，怎能不受到职称的诱惑，为之不惜代价呢？
再次，“庠”在一个“滥”上。严肃的制度，拒绝“滥”字。平心而论，我们设置的职称评定制度，无论从系列上还是从名称上，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当然，眼花缭乱的同时，职称的绝对数量多到几近泛滥的地步。职称成了“粮票”，每个单位都可以按时领到。如何分配，就看单位内部怎样处理了。不是因岗设职称，而是采取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名额供给，这种“生产”办法，怎能不造成职称泛滥成灾的局面？“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的民谣早已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脚。
此外，“庠”在一个“级”上。现行职称制度存在着等级制度，只能一级一级地往上爬台阶，想越级几乎不大可能。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多么出类拔萃的人，想直接从助教当上副教授，等于痴人说梦。这种无视个人能力、贡献的评定制度，严重损害了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造成了人才的巨大浪费。
最后，“庠”在一个“腐”上。通常，人们总以为反腐败只是政界的事，孰知，学界的腐败现象，一点也不亚于政界。目前，职称制度之所以倍受非议，很大程度上和职称评定中的腐败有关。评定时的暗箱操作，导致了职称评审的歪风邪气，最终也使这项制度的可信性受到威胁。
他山之石
针对现在的职称制度，让不少有识之士非常羡慕以往的职称制度。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的郝志伦教授告诉笔者，以前，北大和清华在职称聘任方面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只要校长认为哪个人具备教授资格，就有权直接颁发聘书。像国学大师陈寅恪，由梁启超先生向清华大学当时的曹校长推荐。曹校长得知陈的学位只是学士，而清华的教授一般都是博士，不愿聘任。梁启超说，我也没有博士学位，不照样是教授吗？后来，曹校长聘陈寅恪为教授，陈很快成为清华校园内大名鼎鼎的大学者。倘若搁在现在，恐怕陈寅恪到退休也混不到教授职称。还有鲁迅，只是个大专学历，到北大不照样直接当教授？但鲁迅到别的地方教书，人家只聘他当讲师。这说明，当时的职称仅在单位内有效，不是现在的“全国通用粮票”。
郝志伦教授认为，在国外，一般都是由高校自己评定，在这个学校可能是教授，到另外一个学校可能就只是副教授，没听说有由国家出面评聘的。研究员，在国外也不是职称，香港亦如是。
奥地利驻华外交官约瑟夫？斯托金说：“在奥地利，除了必须使用外语的工作，没有要求升职前必须通过外语关之类的硬性规定。”
文志传先生在其2003年4月14日发表的《职称改革要在革除积弊上动手术》一文中，曾举了一个美国政坛名人的例子。
人所共知，基辛格是博士，其实也具有教授资格？？出任美国国务卿之前，他在哈佛任教授。人们之所以称博士而不称教授，是因为博士是学位而教授是职务。基辛格出任国务卿，按规定辞去教授职务，因为离开了教授岗位，就不能再有教授的职务。但是他所具有的教授资格依然有效，从国务卿卸任后如果有学校聘，依然可以当教授。他曾经打算回哈佛大学，但是提出不授课的要求，被哈佛拒绝了，因为哈佛不需要不授课的教授。
何去何从
职称制度遭到这么多的非议，不觉令人发出职称制度向何处去、其出路在哪里的疑问。
去年，吴三博先生曾撰写《职称也该退出历史舞台了》的文章，以“职称制度已经与市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背离”为由，主张让职称“退休”。
当然，持这种观点的绝非吴先生一人。不过，尽管职称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但是不是它已经到了“罪不可赦”的地步，一定要从肉体上消灭它呢？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郝志伦教授反对取消职称制度。他认为，当代大学肯定是要有职称的，取消职称制度只能是因噎废食。现在的职称含金量确实降低了，现在急需做的工作是改革这项制度而非取消它。
人事科学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李建钟博士正在进行一项与职称问题有关的研究课题。他提出，职称外语考试应该引进外语水平证书互认机制。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在不断进行职称制度方面的改革探索。2001年5月，中科院宣布在全院范围内停止各类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代之以岗位竞聘；北京市简化职称评聘程序，包括延长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合格证有效期、减少计算机应用水平（能力）考试模块、取消调入本市单位人员的职称认定、简化专业技术人员转换系列手续等；江苏省规定今后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不再成为所有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的先决条件，而作为评审条件之一，由评委会根据实际要求掌握。
改革现行的职称制度，根子不在于取消还是保留外语和计算机考试，而在于从制度的层面予以修正。熟悉职称评审制度的人都明白，时下我们的职称制度沿用的是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脑负责制。也就是说，在职称评定问题上，单位的行政领导无权直接聘任，要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其实，职称属于纯技术职务方面的事务，没必要有太多的婆婆挑选“儿媳”。今后，职称制度要想走出饱受非议的泥沼，重新回到传统的直接聘任的道路上，还职称一个本色。
一点曙光
今年1月，笔者在广西大学逗留期间，听说法学院从美国引进一个年仅25岁的归国博士，该校直接聘任他为教授，此举在广西大学引起不小的震动。
2月19日的《南国早报》报道了此事：最近，广西壮族自治区2004年职称评定揭晓。年仅25岁的广西大学教师张鸿巍博士因学术成果丰硕而破格晋升为大学教授。
张鸿巍今天获得的职称，应该是今后中国职称制度改革的一个标本，职称这顶桂冠戴到谁的头上，不是看他的学位、工作年限、论文数量以及是否通过了职称考试，而是用成果说话。惟有如此，才是职称问题上的实事求是。否则，就是*，教条主义。
铊,在哪里可以*到。要不要什么证明
国家规定购*铊必须持许可证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挂职扬州市江都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煜兴说，根据我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脊滚相关规定，包括铊在内的危险化学品，从生产、*、管理到使用的全过程都有严格的监管。
其核心是事前监管制度，如无论是生产还是*，或者是购*使用，都需要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制度。购*者购*前需要向公安机关申请，包括购*的品种、数量、用途，*者*的时候，需要验证购*者是否持有公安部门核发的购*许可证。
危害
铊对人体的毒性超过了铅和汞，近似于砷。铊是人体非必需微量元素，可以通过饮水、食物、呼吸而进入人体并富集起来，铊的化合物具有诱变性、致癌性和致畸性，导致食道癌、肝癌、大肠癌等多种疾病的发生，使人类健康受到极大的威胁。
铊还可以与细胞膜表面的Na-K-ATP（三磷酸腺苷）酶竞争结合进入细胞内，与线粒体表面含巯基团结合，抑制其氧化磷友野旅酸化过程，干扰含硫氨基酸代谢，抑制细胞有丝分裂和毛囊角质层生长。同时，铊可与维生素B2及好凳维生素B2辅助酶作用，破坏钙在人体内的平衡。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铊
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怎么查
1、*查询 。
打*去当地人事局或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查询，记得要用单位的名义查询，个人名义不给于查询。
2、公函查询 。
公函查询是写信去人事局查询，孝宏一般证书是真实的，他们会回函，虚假的就不会了。这个有很多不定原因，容易弊凳因为快递邮寄等因素不能收到回函。
3、网上查询 。
现在全国能够网查的省份就不多，理智分辨正规的*网站。
工程师
工程师指具有从事工程系统操作、设计、管理、评估能力的人员。工程师的称谓，通常只用于在工程学其中一个范畴持有专巧卜册业性学位或相等工作经验的人士。
二本院校院长跟985教授区别
中国目前的高校职称和岗位对应关系有些混乱，这也是正常现象。主要还是因为发展太快，人才更替太快，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旧的架构又不可能短时间里完全除旧换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还要20-30年才能达到稳定。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1. 中国的旧教职体系（准确说是岗位体系，这里不去抠字眼了，因为大部分读者关心的实际上是教授、副教授等“岗位”，而不是正高、副高、中级等“职称”）；
2. 发达国家的PI教职体系，主要以美国为例；
3. 中国现阶段混杂的教职体系：包含旧体系，同时又在向PI体系演变。
当然，这里说的更偏向于理工科情况，人文社科方向仅作参考吧，在我的认知里人文社科领域主要还是采用旧体系。
一、中国的旧教职体系：讲师→副教授→教授→高级别教授（如）
一二十年前乃至更早时，很多大学老师是这样晋升的：博士或硕士毕业留校成为讲师，进而随着年限、资历的提高，评为副教授，教授。比如80年代，硕士毕业已经是很高的学历了，足以胜任讲师、副教授甚至教授，因此很多老一辈的人后来庆御其实是在教授的位子上又去读的博士。
当然，不同层次的学校，其岗位不好明确作对比；拿不同年龄层之间的人作比对，也不合理。
关于第一点，前面有人说过，“清华北大的本科生跟普通二本的本科生也是一个概念，都是全日制本科学历”，但这肯定有差别。
第二点，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说。如果问：“清华的本科和211的博士，哪个厉害？”这其实很难回答，要看关注哪里。要我说的话，后者当前水平一般会更高，但前者潜力无疑更大。就好比在90年代你问，是北大的讲师水平高，还是普通985的教授水平高？——很难回答，因为前者可能是30岁，后者是50岁。若问当时谁的绝对水平高些，也许是后者；但前者并族无疑起点更高，到50岁时可能是北大教授了。
关于旧式职称、岗位的含金量，还涉及博导资格问题。上推20年，我们高校的学术水平跟国外差距非常大，博导资格不是随便哪个大学教授都能有的，所以一般情况是：讲师不带研究生；副教授，以及部分教授，是硕士生导师；教授中的那部分水平最高的，是博导，这还得是有博士点的学校才行，一般学校都没博士点，最高只能授硕士学位。当然，北大这种学校，在零几年就开始出现副教授做博导的情况了，现在很多强势985学校也已如此。
而那个时候，国外名校归国的博士、博后，直接在国内名校做正教授+博导，也是常有的现象，其中的优秀者甚至可以直接破格成为。只能说那时候我们太落后……
二、主流发达国家教职体系，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制：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AP）→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教授（Full Professor）→誉蔽岩讲席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主流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已经崛起一百年以上了，所以早已形成了很稳定的教职体系。他们学术界的一般晋升流程是：
博士毕业后做几年博士后（长度视学科而定，基础理科3-6年，计算机、金融等很多领域可能不需要做博后），然后竞争到一个大学的职位，即助理教授。“助理教授”这个名字在普通中国人听来不是很高级，但在国外水准是非常高的（尤其在当前的理工科，经常是几十上百个博后中竞争出来的精英），因此都是博导，有自己的独立实验室，有能力拿到较多的经费招博士、雇博后，自己当“老板”，即所谓的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其学术地位本质上跟副教授、教授、讲席教授无区别，都是独立的老板，只不过年轻、资历浅些（当上助理教授的年龄一般在30-38之间，年龄再大就比较难了，因为招聘委员会会考虑发展潜力）。所以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招人思路是：要么就不招，招进来就是博导、独立PI。因为他们认为能入选的人个个都具备了做世界一流课题的能力。
不过助理教授不是终身教职（所以称为tenure-track），6年后需要评副教授，非升即走，所以工作压力很大；评上副教授则晋级终身教职序列（tenured），是货真价实的铁饭碗，即便不干其它工作，每周只教几小时课，学校也得养着。
但实际上能晋升副教授的人（年龄一般在40上下）都是很有学术追求的，没人真的会评了tenure便开始养老。所以他们还会继续努力，成为教授，一般在45岁以上（40岁以下能成为教授者基本都是非常杰出的，很少见），这是多数人的职业生涯。
而教授中的极其杰出者会成为Distinguished Professor（或Chair Professor等，不同地方叫法不同），工资也会比普通教授更高。在美国私立大学，这种Distinguished Prof一般是冠有某个人（如赞助者等）的名字的，比如颜宁在普林斯顿的岗位是 Shirley M. Tilghman Professor of Molecular Biology，这个Shirley M. Tilghman是普林斯顿前校长的名字。这种岗位，普通大学的一个系里只有三两个，但MIT等名校里比例可能很高，有时一半以上正教授都是这种。
Distinguished/Chair Professor其实大致对应于中国的（只不过不是学校设立的，而是教育部设立的，类比一下而已，不必抬杠细节）。就好比在985大学的普通院系，可能全系只有三两个特聘教授，但在北大清华的某些系里则可能有一半正教授都是。
肯定有人问：MIT的助理教授，能否等价于100名的大学的正教授？比如，一个人如果能拿到MIT的助理教授职位，则他会不会选择去100名的大学当个教授？我的看法是：也许可以，对于这样的优秀人才，学校可以一事一议破格给教授职位（至少是副教授起吧）。但这种情况很少听说，因为能去MIT的人大多都去MIT了，毕竟那里有更好的平台，将来有更大的作为。初始的职级其实不重要，保持努力，年龄和资历到了，职级对这些人来说早晚会有。
三、中国现阶段的混合教职体制：旧体系+PI制
前面说，过去我们比较落后，所以出现一种现象：我们的教授，水平可能不如发达国家的助理教授。于是存在一个问题，对海归的博士后，学校该给什么职位呢？给讲师，人家不来；给教授，那么年轻人刚入职就直接成教授，久了全学校就都是教授了，教授的title也会贬值，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场面：海归博后在国外的老板是助理教授，自己回国直接做了教授，开会碰到时，自己的title比前老板还高两级。饶毅就说过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北生所的起步职位都定为助理教授，但他们的助理教授都是顶尖的。
当然，最终来看，为了吸引海外人才，多数学校在早期还是直接给了海归博士后正教授、副教授的职位，甚至一些杰出者直接回来做的例子也有。其实正常在国外就是给助理教授职位。
慢慢的，国内高校水平高起来了，觉得不能再随便给正教授了，其中的名校如北大清华，从08年附近开始，觉得连副教授也不能随便给，应该跟国外一样从 tenure-track 给起。毕竟整天喊世界一流大学，结果同样一个人，去美国名校是做助理教授，来这就做教授、副教授，气势上岂不是先矮人一截？
这样做，海归们一开始肯定不情愿，因为去年回国的人可能还当了副教授，而今年回去就只能是助理教授了。但没办法，水涨船高，你不去，后面还有大批人想去。
所以这也是一个博弈的市场过程。也导致现阶段不同层级的高校之间，其职位很难对等比较，很多时候甚至同一个学校内都没法比对，外人看了更是一头雾水。比如：
同一个应聘者，去10名左右的学校可能是副教授，但去20-30名的普通985还能拿到教授。同一个应聘者，去清北是助理教授、tenure-track，跟国外一样，6年后非升即走；去10名的学校直接给教授了——事实证明这样的诱惑还是能为学校抢到不少人才。不过不管最终拿了什么职位，在国际学术同行来看，他们的CV所体现出的学术资历其实是一样，即：事业刚起步的tenure-track PI。
但这里还有个问题：老一辈的教授、副教授咋办？客观讲，老一辈的平均水平往往不如年轻一辈，而现在的年轻人变老后也会不如以后的年轻人，——国家发展太快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新一代受的教育比前一代好。然而旧的人当年也曾是那代人里最优秀的，国家和学校的迅速发展也是建立在他们的贡献之上。再加上其它种种原因，旧的职称体制不宜随便废除，还得保留着，也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所以现在很多学校是两套体系并行的，分旧体制岗位和新体制岗位。
总体来说，我所理解的国内现状是：旧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体制依然保留，但在逐步减少，也不是学校的扶持方向，因此现在的博士毕业生依然可以走这条路线，但在将来的晋升中还会面临优秀国内外博后的竞争，所以压力也不小；同时，新的PI制也在扩大，目前主要面向海归博士后，以后逐渐会对国内外一视同仁。
而PI制度下的起步职位，各校也不同，越好的学校给的越低。但这种制度下的PI（国内很多时候叫课题组长），不管职位是什么，都是博导，且薪资、经费往往大幅高于旧体制员工，学校也会给予资源倾斜。所以也会出现同一个学校里，新体制助理教授、副教授薪水高于旧体制正教授的情形。
为了缓和这种囧况，很多学校不直接使用国外的“助理教授”称谓，而是叫“特聘研究员”。大概因为“助理教授”这个称呼在外人听来比较low吧，不利于树立其社会地位，不利于学校招揽人才。“特聘研究员”听起来则好多了，学校对外也声称给的是教授待遇，早期很多人也以为这就是教授，但实际上还不是。特聘研究员的英文名片理论上应写Assistant Professor或tenure-track Associate Professor，只不过这种助理教授或预聘副教授含金量很高罢了。其实AP在外国人看来已然很荣耀，Professor则是极其prestigious；中国过去的国情下教授有些泛滥，以后会逐渐收紧。目前一些名校已经敢于直接采用助理教授这个称谓了，这其实是自信的表现，比如我们看北大某学院的师资页面就能发现，学院所主推的课题组长中有很多年轻的就是助理教授；而有大量副教授、教授并不是课题组长，他们一般挂靠于大课题组。
当然，以上这些也只是笼统说法，不同学校、不同国家，在这个大框架下还有很多很多不同，实在是五花八门……比如现在一些学校的助理教授岗位其实又类似于曾经的讲师，对应于中级职称，一般是硕导而非博导，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独立PI，需挂靠于PI团队。就像现在CEO、副总裁、总监、总经理、经理这些称谓被企业玩乱了一样，外行有时根本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领导。
总之学术同行看一个人是什么资历，还是要看下CV：1、哪年博士毕业（学术生涯开始）；2、哪年做的博后或类似职位（流动性职位）；3、哪年拿到的固定职位，这里又区分为是自己当PI直接雇佣博士、博后，还是在大PI手下做小老板（进而又细分为这个小老板是博导还是硕导）；4、哪年拿到的永久职位。通过这些，一般多少能明白其资历了。
是否是PhD supervisor（博导）也是一个参考，一般来讲只要是PhD supervisor，不管在什么国家、职位如何，其层次都不会低。因为必须能拿到大额经费才能供养得起博士和博士后，而学校设置这样一个岗位所付出的资源（薪资、经费、招生配额等）也较多。即便这位博导是某个大PI手下的小老板，也只能说明他的大PI层次很高：在中国一般是准院士级别往上；在欧洲也类似；美国和香港则很少存在大PI手下有小PI的情况，每个PI一般都是独立的博导，——否则怎么能叫principal investigator呢？
另再补充一下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的概念：
一般存在于中科院或类似系统，原则上跟高校人事体制的对应关系是：研究员=教授，副研究员=副教授，助理研究员=讲师。
但近年来有的高校或多或少滥用了这种岗位称号，搞得圈内人一开始都迷惑。比如武大、中大前两年辞退很多副研究员的行为就被人攻击为：学校是打着招副研究员的幌子忽悠人去做博后。
这种真假研究员岗位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区分呢？其实就问问学校，该岗位能不能自己招硕士或博士就清楚了：能招生就说明是正式岗位(faculty)；不能招生，则很可能就是换了个名称的博士后(staff)，哪怕给的职称是“副高”，——职称这东西是学校自己定的。
至于题主的问题“职称是如何评定的，是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名额分配吗？”——基本是每个学校自己定，当然，名额有限，以后会越来越严格，很难像一二十年前一样刚就职就给正高（一般对应于教授）。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1. 中国的旧教职体系（准确说是岗位体系，这里不去抠字眼了，因为大部分读者关心的实际上是教授、副教授等“岗位”，而不是正高、副高、中级等“职称”）；
2. 发达国家的PI教职体系，主要以美国为例；
3. 中国现阶段混杂的教职体系：包含旧体系，同时又在向PI体系演变。
当然，这里说的更偏向于理工科情况，人文社科方向仅作参考吧，在我的认知里人文社科领域主要还是采用旧体系。
一、中国的旧教职体系：讲师→副教授→教授→高级别教授（如）
一二十年前乃至更早时，很多大学老师是这样晋升的：博士或硕士毕业留校成为讲师，进而随着年限、资历的提高，评为副教授，教授。比如80年代，硕士毕业已经是很高的学历了，足以胜任讲师、副教授甚至教授，因此很多老一辈的人后来庆御其实是在教授的位子上又去读的博士。
当然，不同层次的学校，其岗位不好明确作对比；拿不同年龄层之间的人作比对，也不合理。
关于第一点，前面有人说过，“清华北大的本科生跟普通二本的本科生也是一个概念，都是全日制本科学历”，但这肯定有差别。
第二点，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说。如果问：“清华的本科和211的博士，哪个厉害？”这其实很难回答，要看关注哪里。要我说的话，后者当前水平一般会更高，但前者潜力无疑更大。就好比在90年代你问，是北大的讲师水平高，还是普通985的教授水平高？——很难回答，因为前者可能是30岁，后者是50岁。若问当时谁的绝对水平高些，也许是后者；但前者并族无疑起点更高，到50岁时可能是北大教授了。
关于旧式职称、岗位的含金量，还涉及博导资格问题。上推20年，我们高校的学术水平跟国外差距非常大，博导资格不是随便哪个大学教授都能有的，所以一般情况是：讲师不带研究生；副教授，以及部分教授，是硕士生导师；教授中的那部分水平最高的，是博导，这还得是有博士点的学校才行，一般学校都没博士点，最高只能授硕士学位。当然，北大这种学校，在零几年就开始出现副教授做博导的情况了，现在很多强势985学校也已如此。
而那个时候，国外名校归国的博士、博后，直接在国内名校做正教授+博导，也是常有的现象，其中的优秀者甚至可以直接破格成为。只能说那时候我们太落后……
二、主流发达国家教职体系，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制：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AP）→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教授（Full Professor）→誉蔽岩讲席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主流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已经崛起一百年以上了，所以早已形成了很稳定的教职体系。他们学术界的一般晋升流程是：
博士毕业后做几年博士后（长度视学科而定，基础理科3-6年，计算机、金融等很多领域可能不需要做博后），然后竞争到一个大学的职位，即助理教授。“助理教授”这个名字在普通中国人听来不是很高级，但在国外水准是非常高的（尤其在当前的理工科，经常是几十上百个博后中竞争出来的精英），因此都是博导，有自己的独立实验室，有能力拿到较多的经费招博士、雇博后，自己当“老板”，即所谓的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其学术地位本质上跟副教授、教授、讲席教授无区别，都是独立的老板，只不过年轻、资历浅些（当上助理教授的年龄一般在30-38之间，年龄再大就比较难了，因为招聘委员会会考虑发展潜力）。所以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招人思路是：要么就不招，招进来就是博导、独立PI。因为他们认为能入选的人个个都具备了做世界一流课题的能力。
不过助理教授不是终身教职（所以称为tenure-track），6年后需要评副教授，非升即走，所以工作压力很大；评上副教授则晋级终身教职序列（tenured），是货真价实的铁饭碗，即便不干其它工作，每周只教几小时课，学校也得养着。
但实际上能晋升副教授的人（年龄一般在40上下）都是很有学术追求的，没人真的会评了tenure便开始养老。所以他们还会继续努力，成为教授，一般在45岁以上（40岁以下能成为教授者基本都是非常杰出的，很少见），这是多数人的职业生涯。
而教授中的极其杰出者会成为Distinguished Professor（或Chair Professor等，不同地方叫法不同），工资也会比普通教授更高。在美国私立大学，这种Distinguished Prof一般是冠有某个人（如赞助者等）的名字的，比如颜宁在普林斯顿的岗位是 Shirley M. Tilghman Professor of Molecular Biology，这个Shirley M. Tilghman是普林斯顿前校长的名字。这种岗位，普通大学的一个系里只有三两个，但MIT等名校里比例可能很高，有时一半以上正教授都是这种。
Distinguished/Chair Professor其实大致对应于中国的（只不过不是学校设立的，而是教育部设立的，类比一下而已，不必抬杠细节）。就好比在985大学的普通院系，可能全系只有三两个特聘教授，但在北大清华的某些系里则可能有一半正教授都是。
肯定有人问：MIT的助理教授，能否等价于100名的大学的正教授？比如，一个人如果能拿到MIT的助理教授职位，则他会不会选择去100名的大学当个教授？我的看法是：也许可以，对于这样的优秀人才，学校可以一事一议破格给教授职位（至少是副教授起吧）。但这种情况很少听说，因为能去MIT的人大多都去MIT了，毕竟那里有更好的平台，将来有更大的作为。初始的职级其实不重要，保持努力，年龄和资历到了，职级对这些人来说早晚会有。
三、中国现阶段的混合教职体制：旧体系+PI制
前面说，过去我们比较落后，所以出现一种现象：我们的教授，水平可能不如发达国家的助理教授。于是存在一个问题，对海归的博士后，学校该给什么职位呢？给讲师，人家不来；给教授，那么年轻人刚入职就直接成教授，久了全学校就都是教授了，教授的title也会贬值，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场面：海归博后在国外的老板是助理教授，自己回国直接做了教授，开会碰到时，自己的title比前老板还高两级。饶毅就说过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北生所的起步职位都定为助理教授，但他们的助理教授都是顶尖的。
当然，最终来看，为了吸引海外人才，多数学校在早期还是直接给了海归博士后正教授、副教授的职位，甚至一些杰出者直接回来做的例子也有。其实正常在国外就是给助理教授职位。
慢慢的，国内高校水平高起来了，觉得不能再随便给正教授了，其中的名校如北大清华，从08年附近开始，觉得连副教授也不能随便给，应该跟国外一样从 tenure-track 给起。毕竟整天喊世界一流大学，结果同样一个人，去美国名校是做助理教授，来这就做教授、副教授，气势上岂不是先矮人一截？
这样做，海归们一开始肯定不情愿，因为去年回国的人可能还当了副教授，而今年回去就只能是助理教授了。但没办法，水涨船高，你不去，后面还有大批人想去。
所以这也是一个博弈的市场过程。也导致现阶段不同层级的高校之间，其职位很难对等比较，很多时候甚至同一个学校内都没法比对，外人看了更是一头雾水。比如：
同一个应聘者，去10名左右的学校可能是副教授，但去20-30名的普通985还能拿到教授。同一个应聘者，去清北是助理教授、tenure-track，跟国外一样，6年后非升即走；去10名的学校直接给教授了——事实证明这样的诱惑还是能为学校抢到不少人才。不过不管最终拿了什么职位，在国际学术同行来看，他们的CV所体现出的学术资历其实是一样，即：事业刚起步的tenure-track PI。
但这里还有个问题：老一辈的教授、副教授咋办？客观讲，老一辈的平均水平往往不如年轻一辈，而现在的年轻人变老后也会不如以后的年轻人，——国家发展太快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新一代受的教育比前一代好。然而旧的人当年也曾是那代人里最优秀的，国家和学校的迅速发展也是建立在他们的贡献之上。再加上其它种种原因，旧的职称体制不宜随便废除，还得保留着，也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所以现在很多学校是两套体系并行的，分旧体制岗位和新体制岗位。
总体来说，我所理解的国内现状是：旧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体制依然保留，但在逐步减少，也不是学校的扶持方向，因此现在的博士毕业生依然可以走这条路线，但在将来的晋升中还会面临优秀国内外博后的竞争，所以压力也不小；同时，新的PI制也在扩大，目前主要面向海归博士后，以后逐渐会对国内外一视同仁。
而PI制度下的起步职位，各校也不同，越好的学校给的越低。但这种制度下的PI（国内很多时候叫课题组长），不管职位是什么，都是博导，且薪资、经费往往大幅高于旧体制员工，学校也会给予资源倾斜。所以也会出现同一个学校里，新体制助理教授、副教授薪水高于旧体制正教授的情形。
为了缓和这种囧况，很多学校不直接使用国外的“助理教授”称谓，而是叫“特聘研究员”。大概因为“助理教授”这个称呼在外人听来比较low吧，不利于树立其社会地位，不利于学校招揽人才。“特聘研究员”听起来则好多了，学校对外也声称给的是教授待遇，早期很多人也以为这就是教授，但实际上还不是。特聘研究员的英文名片理论上应写Assistant Professor或tenure-track Associate Professor，只不过这种助理教授或预聘副教授含金量很高罢了。其实AP在外国人看来已然很荣耀，Professor则是极其prestigious；中国过去的国情下教授有些泛滥，以后会逐渐收紧。目前一些名校已经敢于直接采用助理教授这个称谓了，这其实是自信的表现，比如我们看北大某学院的师资页面就能发现，学院所主推的课题组长中有很多年轻的就是助理教授；而有大量副教授、教授并不是课题组长，他们一般挂靠于大课题组。
当然，以上这些也只是笼统说法，不同学校、不同国家，在这个大框架下还有很多很多不同，实在是五花八门……比如现在一些学校的助理教授岗位其实又类似于曾经的讲师，对应于中级职称，一般是硕导而非博导，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独立PI，需挂靠于PI团队。就像现在CEO、副总裁、总监、总经理、经理这些称谓被企业玩乱了一样，外行有时根本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领导。
总之学术同行看一个人是什么资历，还是要看下CV：1、哪年博士毕业（学术生涯开始）；2、哪年做的博后或类似职位（流动性职位）；3、哪年拿到的固定职位，这里又区分为是自己当PI直接雇佣博士、博后，还是在大PI手下做小老板（进而又细分为这个小老板是博导还是硕导）；4、哪年拿到的永久职位。通过这些，一般多少能明白其资历了。
是否是PhD supervisor（博导）也是一个参考，一般来讲只要是PhD supervisor，不管在什么国家、职位如何，其层次都不会低。因为必须能拿到大额经费才能供养得起博士和博士后，而学校设置这样一个岗位所付出的资源（薪资、经费、招生配额等）也较多。即便这位博导是某个大PI手下的小老板，也只能说明他的大PI层次很高：在中国一般是准院士级别往上；在欧洲也类似；美国和香港则很少存在大PI手下有小PI的情况，每个PI一般都是独立的博导，——否则怎么能叫principal investigator呢？
另再补充一下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的概念：
一般存在于中科院或类似系统，原则上跟高校人事体制的对应关系是：研究员=教授，副研究员=副教授，助理研究员=讲师。
但近年来有的高校或多或少滥用了这种岗位称号，搞得圈内人一开始都迷惑。比如武大、中大前两年辞退很多副研究员的行为就被人攻击为：学校是打着招副研究员的幌子忽悠人去做博后。
这种真假研究员岗位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区分呢？其实就问问学校，该岗位能不能自己招硕士或博士就清楚了：能招生就说明是正式岗位(faculty)；不能招生，则很可能就是换了个名称的博士后(staff)，哪怕给的职称是“副高”，——职称这东西是学校自己定的。
至于题主的问题“职称是如何评定的，是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名额分配吗？”——基本是每个学校自己定，当然，名额有限，以后会越来越严格，很难像一二十年前一样刚就职就给正高（一般对应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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